金融改革不能仅仅体现在美国有什么我们也要有什么，改革必须符合国情，必须符合实体经济发展需要，不符合国情不符合实体经济需要的，再好都没用。

Regulation FD 禁止上市公司的高管在与公众交流时对于特定的人群选择性地披露非公开的信息。许多法规与在the Sarbanes-Oxley Act只提出的增加审计人员对公司治理审查的要求如出一辙。

第三，它们并不拥有政府法规下的强制力。现在假设评级机构决定向发行商直接销售评级来增加收益。如果那些提供信用评级的机构认为他们可以直接通过向发行商兜售评级来获利，那么他们需要向投资者证明利益冲突问题不会影响他们的评级。进入专题： 信用评级 监管 市场结构 。如果信用风险分析师为了利益冲突而做出了欺骗性的评级，如果投资者对于这个明确的利益冲突问题感到不舒服，或者如果投资者索性对于分析的信息价值完全丧失了信心，对于依赖发行人支付的信用评级的需求却并不必然会减少，因为投资人同时在意高评级本身和评级的质量。

评级机构在某种程度上代替政府行使了执法权（police power）, 但这些权利应当被交还给政府。首先，提案要求评级机构提供公开的信用评级，但这可能会使得那些以订阅者为基础模式运作的评级机构需要免费提供原本需付费才可获得的产品。城镇化对金融改革提出了要求。

最近关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讨论比较热，中央有关领导也多次批示要进行第三次产业革命的研究。第四，金融机构改革，也就是说还要重启金融机构改革，现在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还没到位，最近几年应对危机甚至有一些倒退，因此需要进一步改革。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已经占到全部流动人口的60%以上，人数超过1亿。首先，进一步放宽跨境资本流动限制，健全跨境资金监测分析体系，在信息监测及时有效的前提下可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按照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原则，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权益性资金供给必须加大规模，与此对应，债务性资金供给应相对减少，目标是降低全社会的杠杆率。农民工从候鸟性流动转变为移民，不仅继续要求制造业有稳定的发展，而且会对城市服务业的发展、社会管理体系和公共服务提出新的巨大的需求。

或者反过来说，什么叫好的金融，什么叫好的金融体系，就是说它符合国情，它能够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稳步推动境内机构赴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继续推动境外机构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支持有关国家将人民币纳入国际储备。他们已不足以在中长期支撑我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和经济增长。(本文根据会议录音整理)【参考文献】[1]马翠莲.利率市场化的主要途径是金融混业经营[N].上海金融报，2012-05-11.[2]忻尚伦，刘欣.金融业十二五规划出炉：将立法建立金融企业破产制度[N].东方早报，2012-09-18.[3]沈刚.世界经济长期低迷，中国经济增长放缓[J].经济，2011(12).[4]李扬.关于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政策[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11-15.[5]杨海霞.后危机期——重在保持投资稳定增长[J].中国投资，2012(1).[6]周轩千.金融业十二五的愿景[N].上海金融报，2012-09-25. 进入 李扬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金融改革 实体经济 第三次工业革命 。

过去有一些金融改革政策由于脱离国情就没有成功，比如说人民银行的分行和大区行改革，安徽省分行撤销并到南京，对安徽影响很大，当然现在事实上已经得到纠正。这是一个硬指标，因为这个比重20年来没有提高反而在下降，现在直接融资占比在百分之七八左右，在十二五期末达到15%以上，需要努力。但是这次危机或许可以说标志着全球经济增长奇迹的结束。流动人口的成分也在发生变化，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第一代农民工的子女们现在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

二、中国经济减速的剖析以上列举的实体经济发展的五个方面问题比较突出，而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经济减速。这迫切需要金融体系有一个有效的、稳定的跨期配置储蓄机制。

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将因农村居民的减少而缩小，同时，通过城镇化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扩展，地区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将缩小。二是证券业新政提出的柜台交易市场和券商报价系统，其中券商报价系统规模远大于现有的市场。

我们需要建立与世界共赢的对外开放框架。与城镇化带来的问题相适应，金融业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予以配合。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如果说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恢复还需很长时间，那么，包括我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转型同样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必须跟上，在一定程度上还必须引领这个调整过程，这于我们是性命攸关的事情。举个例子，中国统计的银行体系的规模，2011年新增贷款7万多亿。基础设施的改善和新能源、节能环保、电动汽车、新材料、新医药、生物育种、信息产业等新兴战略产业的发展，将提高中国的技术水平。

新生代的流动人口已经不满足于流动和打工挣钱，而是越来越倾向于向其就业的城市移民。制造业转型已为当务之急，我国低附加值制造业的扩张已近极限。

市场在收集和加总多样化的信息方面存在优势，市场为主的优势就是能够让所有的投资者在市场中表达自己的看法，它允许每个人表达自己的意见。从宏观调控角度来说，稳定物价将成为货币当局极为严峻的任务，并且关注的是更广泛的整体价格水平。

因为要城镇化，所以投资主导的增长模式还会持续，但是投资领域会发生重大变化，投资的商业性质发生变化，最主要的变化是兼有公共性和商业性的混合型产品投资将占主导地位。五、全球经济危机将长期化此次全球经济危机集中反映出发达经济体多年来在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金融结构和财政结构等各个层面存在严重扭曲。

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产业转移必须注意这个变化，作为中国经济的最发达地区，也一定能够完成转型任务，率先领导转型。大区行改革就是不应当做的，勉强去推，是不可操作的。满足居民消费需求的城镇消费型投资(住房、交通通讯、医疗保健、教育等)迅速增长，使国内消费需求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第三次工业革命更向我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因为我们一胎化的政策到现在没有改变，同时加上城市化带来的生活成本上升，中国生育率持续低迷。经常项目顺差的缩小反映的是中国经济增长外部空间越来越小。

亚洲经济体的发展，经济史学家们认为这是可以和文艺复兴、工业革命相提并论的最重要的发展。而市场可以做到，市场可以用来处理不确定性。

金融危机已经让大家看得很清楚，不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就是泡沫。同时，以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为主的契约性储蓄机构，即在合约的基础上按期、定量取得资金并进行长期投资的金融中介机构，也将获得较大发展。

三、人口结构发生趋势性转折通常按照结构把人口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15岁以前被扶养人口，一部分是65岁以后老龄被扶养人口，还有一部分是中间劳动人口。金融改革不能仅仅体现在美国有什么我们也要有什么，改革必须符合国情，必须符合实体经济发展需要，不符合国情不符合实体经济需要的，再好都没用。中介机构长于处理标准化信息，因而，在经济结构相对稳定，信息变动不剧烈的情况下，中介能获得规模收益递增的效益。发达经济体普遍陷入了两难困境，要想真正走出危机，他们必须在实体经济、金融和财政等多层面上动大手术。

资本市场和运筹长期资金的机构将面临发展新机遇，市政债券应当适时推出，政策性金融应以新的形式发挥重要作用，全面放开民营资本的准入。因此，能否抓住战略机遇期，根本上取决于我们能否比发达经济体下更大的决心，以更快的速度和更高的质量，实现国内经济的转型。

因此，长三角地区产业发展和转移也必须在这个大背景下考虑。这些年来因为有高储蓄率支撑，所以尽管有极高的投资率，通货膨胀事实上不太严重。

所以说实体经济未来变化决定了未来哪些改革措施是应当做的，而且是具有可操作性的。第五，金融服务基本实现全覆盖。